2023-2024年中国洗钱罪起诉人数激增，刑法修正案与虚拟资产交易成关键因素

现在这个数字时代，虚拟货币洗钱活动越来越猖狂，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金融秩序，还让许多犯罪活动得以隐匿。我们应当思考，在司法领域，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状况？新修订的《反洗钱法》又将带来哪些变化？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虚拟货币洗钱的司法现状

程某因购买虚拟货币帮助转移犯罪资金，被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原因是他清楚这些钱是非法所得。这说明司法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已经有了明确的判断标准。相较之下，胡某在犯罪活动完成前提供支付结算帮助，且虚拟币交易已结束，因此被定罪为较轻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案例反映了当前虚拟货币洗钱案件司法判定的复杂性。另外，闫某某虽指使他人洗钱，却因某些罪名无法成立，这进一步凸显了在打击虚拟货币洗钱时，司法定罪上存在的不足和困难。

梳理和总结类似案件，我们发现，在虚拟货币洗钱行为的认定上，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犯罪步骤，会极大地左右最终的司法判决。这一点也反映出，司法部门在此领域所面临的多重挑战。

司法现状中的定罪难题

闫某某让林某某进行资金清洗，但受限于众多法律规定，林某某的行为难以被定性为洗钱罪。林某某的清洗行为，由于闫某某的行为不属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只能被视作掩饰或隐瞒犯罪所得。这种法律适用上的不连贯，就像是一道道束缚的枷锁，阻碍了对相关犯罪的有效打击。

这些矛盾在层出不穷的案件里显得尤为突出。有些行为看似洗钱，却无法用原有罪名来定罪，只得另寻罪名进行认定。这导致打击效果不佳或罪名界定模糊，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

法律条款对洗钱罪打击范围的限制

闫某某案件表明，现行的洗钱法规主要针对上游的洗钱犯罪，这限制了我们对洗钱罪行的打击力度。因此，即便存在使用虚拟货币进行洗钱的情况，也难以一一明确判定为洗钱罪行。这如同给打击洗钱活动套上了束缚，导致司法机关难以全面且有效地将此类行为定性为洗钱。

此外，对于某些情形，掩饰或隐瞒犯罪所得的罪名并不适用于罪犯，这还造成了一些案件中有洗钱迹象却难以定罪的现象。这些限制因素显著降低了打击虚拟货币洗钱等非法活动的效果，使得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新《反洗钱法》的亮点突破

新修订的《反洗钱法》为打击虚拟货币洗钱提供了新的契机。林某某的洗钱行为不再局限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类型。比如，闫某某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而获得的非法所得，现在也可被视作洗钱罪的犯罪对象。这一调整，宛如黑暗中的一线曙光。

闫某某指挥他人清洗其犯罪所得资金，这种行为被定性为洗钱罪。这一做法打破了之前对于犯罪分子不够成罪的限制。此举无疑大大扩大了洗钱罪打击的目标群体，为打击虚拟货币洗钱提供了更坚实的法律支持。

新《反洗钱法》带来的打击态势转变

新《反洗钱法》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畴进行了拓展，但检察机关立场坚定。对于那些涉及七大上游犯罪之外的虚拟货币洗钱案件，只要嫌疑人有明确的主观故意，且深度参与且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都将依据洗钱罪进行严厉指控。这种强劲的打击力度，如同出鞘之剑，让虚拟货币洗钱行为无处藏身。

这将显著提升对虚拟货币洗钱活动的震慑力度。将来在司法执行过程中，若此趋势得以稳固，那些企图借助虚拟货币进行洗钱的非法活动将会受到更加有力的阻止。

新态势下办理案件的思路指引

面对新《反洗钱法》实施后的新形势，处理虚拟货币洗钱案件需严格遵循最新法律条文。对于嫌疑人是否存在自洗钱行为，或因非典型上游犯罪而牵涉洗钱活动，我们必须有明确的理解。

案件审查时，要仔细分析嫌疑人作案意图、涉案程度和造成的危害，以此为基础，公正地使用相关罪名进行指控。这样做可以确保司法程序的规范，同时提高打击虚拟货币洗钱活动的效果和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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